编者按

《当代》历来重视青年作家的发现与培养。早在创刊之初，我们第一任主编秦兆阳先生就反复强调培养新作家的必要性，坚持每期必发新人新作。在前辈们的慧眼和努力下，《当代》发表了路遥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陈忠实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初夏》，王朔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空中小姐》等一大批文坛的“新人新作”，后来都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耀目的明星、文学的经典。时代在发展，青年们也代代更新，如今当下一批青年作家的写作日渐成熟，呈现出越来越强劲的趋势，我们编辑了这期青年作家专号。

在专号中，既有七十年代生人的李云雷、王凯，也有“八零后”的宋小词、晶达，有曾在边疆生活，善于表现异域题材的杨方，也有生于城市，对当下都市生活熟悉的孟小书。他们的写作无论是从题材、趣味还是文字风格而言，都可以说是别具一格甚至独辟蹊径。而且，在总体的文学品质上，我们所选的青年作家能够遵循现实主义精神，关注中国社会与中国人生活的变化，在务实与务虚之间，他们选择了务实，在为人生与为艺术之间，他们更倾向于为人生。这与《当代》一贯提倡的文学精神相符，有这样一批青年作家的出现，也令我们感到欣喜。

也祝所有文学读者永远保有一颗青年的心。

2016年11月23日，由《当代》杂志与鲁迅文学院联合举办的“他们走在大路上——《当代》与青年作家现实主义创作”文学研讨会在京举行，评论家李敬泽、白烨、孟繁华等出席。

杨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生于新疆，出版诗集《像白云一样生活》《骆驼羔一样的眼睛》，小说集《打马跑过乌孙山》。获《诗刊》中国青年诗人奖，第十届华文青年诗人奖，第二届扬子江诗学奖，首都师范大学2013—2014年驻校诗人。

风吹木扎尔特(上)

文｜杨方

时间在那一年尚是缓慢的，口岸没有开放，道路没有修通，连电线杆也还没有架设，外界的信息被路途遥远和偏僻所阻隔，一切仿佛属于另一个时代。人们多数是从别人口中了解到边境上的木扎尔特，那里五分之三的面积是石头，五分之一的面积是白色盐碱地，剩下的五分之一奇迹般生长着黄金一样闪亮的旱田麦子，每到收割季节，空气中飘荡着干燥的熟麦子的气味。

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成立四十周年的那一年，文化馆破天荒地派人到木扎尔特放映电影，那是一部和爱情有关的外国片子，片名麦维蓝已经记不起来，她从没有留意过片名和电影内容。她是利用暑假最后几天的时间，跟随放电影的希林一起来到木扎尔特的。

一路上他们乘坐几乎散架的马车在彼此孤立、各不相连的石头小山中穿行，有一座山酷似乳房，看上去既挺拔又饱满。另一座，石壁被刀斧砍削过一样，裂开的缝隙里持续冒出粗大的白色烟柱，如一股妖气，遮蔽了半边天空。一只生有巨翅的大鸟在头顶盘旋，占据了另外半边天空。麦维蓝眼睛睁得大大的。“那是石灰窑。”希林告诉她，这地方遍地都如烧过的石灰一样干硬，车轮碾过，噼啪作响，马蹄下的石头也随即化作粉末。

他们忍着干渴和灰尘，好不容易走出石山林立的地形，接下来是更加枯燥的风景，地势开始向西倾斜，道路孤独地伸向一片裸露的灰色戈壁，而和邻国共有的查旦山脉横亘在仿佛永远到达不了的前方。

麦维蓝提议应该停下马车稍微休息一会儿，她觉得自己的屁股有可能已经颠成了两半。希林征询地看向赶马车的人。那是一个阴沉的达斡尔族中年人，长着鹰钩鼻的刀形脸始终裹在一层愁云惨雾里，厚重的黑色粗呢外套又硬又挺，活像乌鸦拢合着翅膀。凭着常年在外行走的经验，他知道此刻停顿在野地里是没有意义的，天即将黑下来，一轮圆月，仿佛巨灵，正一声不吭地从茫茫中升起，而身后遍布的石头山，宛如中世纪被阴风撕破的城堡，在光和影中幻象丛生。

麦维蓝因为达翰尔人沉默的拒绝而暗自生气，自从他们下了汽车，把一箱一箱放映器材搬上他的马车，就像是上了贼船，一路上达斡尔人像吝啬水壶里的水一样吝啬着自己的语言，就算不得已开口说话，也说得极其简短。听得出，他的汉话说得词不达意，维吾尔语又带着达斡尔族聚居地——塔城山区的口音，听上去怪怪的，这也许是他不愿意开口说话的原因。因此漫长的路上只有马蹄铁与小石子摩擦发出的沉闷刺耳的单调声。马也因疲惫走得非常缓慢。有一次他们迎面遇见了几个赶着羊群转场的人，希林用哈萨克语向他们打听木扎尔特，他们抬起手臂指向地平线外的星空，仿佛木扎尔特从来就不在地球上，而他们的羊群，也将去往另一个虚无缥缈的地方。这些白色魔幻的影子将漫游于天边，漫游于人类的思想之外。

羊群走远后，他们的马车再一次形单影只地走在无尽的路上，道路两边也显得更加空旷，暮色中看不见一样高出地面的东西，更不用说可供人类居住的房屋。有一阵子麦维蓝简直怀疑木扎尔特是否存在。

但是，马车最终还是把他们带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道路走到这里就算是到了尽头。明晃晃的月光下面，国界线的那一边，是另一个国家的村庄和道路，房屋整齐，树木影影绰绰。

他们在打麦场卸下沉重的箱子，借来坎土曼挖坑埋好木桩，然后在两根歪歪斜斜树皮粗糙的木桩上挂起了白色银幕。从分散地赶来看电影的人粗鲁、有力、肩膀宽阔。他们席地坐在麦草上，用多种混杂的语言和手势交谈，通过银幕的微光，可以看见他们脸上变换着难以捉摸的表情。在电影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终于爆发，因为观众不能容忍电影里没完没了的亲吻。“一泡大牛屎。”他们用骂牲口的语言骂着电影，纷纷起身，扬起呛人的尘土打马而去。一个体形庞大的哈萨克人，离开之后又打马回来，暴怒地用鞭子抽打放映机，结果放映机痛苦地倒了下去，发电机也跟着一块遭了殃，不再发出输送电流的嗡嗡声。跟他们经常打交道的希林对此一点不奇怪，既不拦阻，也无法劝说。他告诉麦维蓝不必为眼前发生的情况把眼睛睁得那么大，五十年代初，这些人的祖辈第一次看见解放军进疆的大卡车，大为惊异。那些绿色卡车一辆接一辆，像排队整齐的新式动物在公路上跑得飞快，当它们满身尘土地停下来休息时，解放军只给它们喂水，却不给它们东西吃。于是有人抱来苜蓿草想要找到卡车的嘴巴喂它吃下去，以免它被活活饿死。

打麦场眨眼变得空荡荡，麦维蓝来不及弄明白那些人的去向，他们肯定不是来自木扎尔特的，木扎尔特那么小，只有五座屋顶倾斜的土房子，根本容纳不下他们和他们庞大的马匹。而那些零星分散在旷野的看不见的房子，又着实令人怀疑它们是否真的存在。

“在这里就是这样，两户人家间的距离，像一个星球到另一个星球那么远。”希林说。站在半米远的麦维蓝听不清希林说话，牛奶白的月光又浓又厚，阻碍着声音的正常传递。而遍地凌乱的麦草在脚下闪闪发光，一切像是不真实的幻觉。

当时谁也不曾想到，这片静谧的月光下，国界线的那一边，正涌动着一场不为人知的大解体，一个庞大的国家稀里哗啦就破碎了，分裂出许多小国家来。国界线那边的口岸一夜之间更换了国旗，军队也更换了军服，新面目的边防军向这边吹口哨，扔香烟，以示对自己崭新国家的庆祝。而这边也稍有回应，先是开通了两国互换牲口的协议，边界上的牲口常常无视国界线的存在，吃草吃着吃着就吃到了另一个国家。以前双方均以侵略者的罪名对待这些牲口，在关系紧张的六七十年代，这些牲口甚至被怀疑成派遣到对方的特务。现在每星期两次，由边防军负责进行交换，让它们平安回到各自的国家。双方也借此开始了交往。早在三十多年前这里就曾是中苏两国友好时期临时的过货点，更早的时候是清政府以便中俄两国通关而设立的简易都护府，如果时间早到大唐或汉，这里是丝绸之路西域北道上的一个驿站。

现在小规模的边民集市又开始形成并逐渐扩大，两国先是开通了贸易，在木扎尔特尘土飞扬的一块空地上，摆满了俄罗斯银首饰，紧身掐腰呢子大衣，花色鲜艳的布拉吉，银色狐皮围领，宽大的羊毛披肩，还有一桶桶的格瓦斯酒。紧接着中国的蔬菜、水果、布匹，甚至南方沿海地区新潮的服装，浙江五花八门的小商品也远道运来。直到有一天两国正式颁布口岸通商，双方开始突击修建公路，让装满金属边角料和中亚棉纱的大卡车一辆接一辆摇摇晃晃地从那边往这边开来。少数车上是解体工厂拆得七零八落的大型机器。大炮管道、废弃的坦克履带也夹杂其中。听说有人甚至在做乌克兰核武器的生意。这一时期，中国内地改革开放早已如火如荼的商业大潮一路磨磨蹭蹭，像一列极慢的火车，在晚点了许多年后终于到达了最边远的西部地带。口岸的开通让伊犁州政府眼睛发亮，他们决定让这个死去多年的驿站再度活过来，并让它尽可能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按照他们的蓝图，要在半年之内架设电线，一年之内输送自来水，两年之内修建成一条从伊宁市通往木扎尔特的二级公路，还要在木扎尔特设立管理委员会，盖起仓库、货场、边民互贸市场以及上百间店铺。各种检查检验机构也要一应俱全。在政府的大肆鼓励下，木扎尔特一下子大出了好几百倍，新盖的房子一排一排，红色屋顶一律向西倾斜，在阳光下生气勃勃地向广阔的荒野铺展开去。五座旧房子成了遗址，屋主先后离开，不知何人栽下的三棵沙枣树每年五月依旧开着香气迷醉的沙枣花。

麦维蓝觉得木扎尔特就是一个梦幻一样的地方，一座干旱陆地上突然出现的海市蜃楼。在以后的很多年，它有时候在她体内漂浮，有时候在她身外存在。偶尔她会奇怪地想，它是否会像月光下打麦场上的人群一样，呼啦啦涌来，又呼啦啦隐退到什么地方，甚至有一天它会从地表上消失得干干净净也说不定。

邻国解体的大震荡，余波无可避免地延伸到麦维蓝生活的城市，五十年代曾在伊宁市斯大林街卷着舌头说话的俄罗斯人再一次成群地出现，经济崩溃的诸多中亚小国家，开始了近乎疯狂地抢购中国物品。俄语一时成为最紧要的语言，各种俄语培训班雨后的狗尿苔般冒出来。希林因为一口流利的俄语，被文化馆领导安排去当俄语培训班的老师。

麦维蓝跟着希林学会的第一句俄语是“我爱你”。

那一年麦维蓝十四岁，和麦维红不再彼此酷似。但两人之间无法分辨的共同点依旧是麦妈遗传的猫一样的大眼睛。在她们刚出生的时候，大家几乎无法分清谁是谁。麦妈给大的取名麦维蓝，小的取名麦维红，然后没有多久就把她们交给了邻居寡妇照顾。这样，一对孪生姐妹在别人家一天天长大，她们叫邻居家好脾气的锡伯族女人大妈妈。大妈妈为了分清楚她们，费尽脑筋。孪生姐妹在刚会说话的时候如此相似，又极其顽皮，大妈妈喊麦维蓝，两个一起答应，大妈妈喊麦维红，两个也一起答应。她们咯咯咯地可爱地笑成一团，像发明了一样好玩的游戏。更大一点的时候，她们偷偷互换皮筋和鞋子。那是大妈妈为了区分她们特意制作的，麦维蓝扎蓝皮筋，穿蓝色扣子的布鞋，麦维红扎红皮筋，穿红色扣子的布鞋。

上学后游戏开始升级，她们互相叫对方自己的名字，作业本和考卷上也写对方的名字，趁着下课的时间她们还迅速地调换座位，以此作弄同学和老师。不仅大妈妈为此大为头疼，麦妈也十分光火，她这个母亲实在无法准确无误地分清楚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两个小人，她忙于小儿子的出生和许多自己未能实现的宏图大志，根本无暇顾及此类琐碎的小事情。时常发愁的人是大妈妈，她想起越剧《鲤鱼精》，里面两个一模一样美丽的鱼精令人真假难辨。她苦于自己没有一双包公的眼睛来区分。

“两个疯丫头子。”大妈妈的儿子希林说。很多时候只有比她们大八岁的他才能分清楚她们。从孪生姐妹开口说话的时候开始，麦维蓝从来只叫他哥哥，而麦维红叫他希林。

直到有一天，孪生姐妹中的一个爬到清真寺门前的杏树上摘青杏子，踩断了一根树丫，伊玛目很生气，拄着拐杖上门告状，当他看见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小克丝一左一右躲在锡伯族女人的背后，年老的伊玛目以为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他嘴里发出惊叹：“胡大诶！胡大诶！”然后摇晃着身子走出了核桃树和苹果树浓荫覆盖的院子。

类似的事情又发生过几次，有一次是翻墙的时候摔坏了回族邻居马忠义老汉的花盆，没人分得清是两个中的哪一个干的。更严重的一次是追得几只路过的羊惊慌失措地奔逃，结果一只山羊跳上围墙，然后重重摔下来，断了一条腿，无法和其他的羊一起跟随转场的畜群去天山深处的春牧场，只能被一根绳子拴在苹果树下哀哀地惨叫了一个夏天。

麦妈不得不做出决定，领回一个，以便更好地区分开来严格管教。那时候她们的弟弟已经被送回上海，他将在那里成长，最终成为麦妈所希望的上海人。

被领回去的是麦维红。麦妈认为麦维红既然晚出生了几分钟，就理应得到自己更多的照顾。大妈妈看着剩下的麦维蓝暗暗叹气，她无法确定她们是否早已互换了身份。她们换来换去的叫对方的名字，除了她们自己，谁还能真正弄得清楚她们到底是谁呢？

一对孪生姐妹的差异在分开之后才慢慢显现出来，麦维红在麦妈的教导下越来越安静，留长了头发，穿起了长裙，每天下午拿一把喷壶在廊檐下浇花，那些夜来香、玫瑰、天竺葵、玻璃海棠、鼠尾草摆满了窗台和长长的廊檐。后来麦维红开始学琴，那是一种古怪的琴，叫卡龙琴，专门用来演奏木卡姆的。琴身用桑木制成，左曲右直，面板上有许多圆形小音孔，琴轴却是用兽骨做的，看得出这是一张出自民间工匠的手制作的琴，粗朴、笨重，但琴色很不错。麦维红每天坐在廊檐下，赤脚，披发，左手在揉弦器上下按或左右移动，右手弹、拨、扫、划。半年后，麦维红已经能够熟练的运用双弹、多弹和快弹的手法。

麦维蓝还是老样子，放学的时候跳跃着扑进门，惊得院子里的母鸡纷纷逃窜。中秋节大妈妈抓了一只公鸡，准备宰杀了吃肉，麦维红担心割脖子的时候公鸡会疼，偷偷溜回家拿了麦妈存放了好多年的伊力特老窖给公鸡灌下去，结果公鸡踉踉跄跄，脸红脖子粗，周身羽毛乍起，趁着酒力一下子飞到了高高的核桃树上，接下来它蹲在那里，像一只传说中的鸾鸟一样一声接一声地啼鸣，直到夜晚月亮升上了浓密的树梢，圆盘一样衬托着酒醉的公鸡。

自从麦维红被麦妈带走之后，大妈妈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或者说没有她想象得那么严重。麦维蓝白天依旧疯玩，只有到了听见麦维红弹琴的时候，她才安静下来。隔墙传来的琴声，下午的光线一样缠绕在葡萄架上，麦维蓝坐在葡萄架下的小饭桌旁，摆出弹琴的姿势，左手下按或左右移动，右手弹、拨、扫、划，仿佛琴声出自她的指下而不是隔壁。等墙那边的琴声戛然而止，她才会醒过来般站起身。到了晚上，麦维蓝抱着小枕头在各个房间里游荡，无论大妈妈怎样哄劝，都不能使她上床安睡。有一天希林深夜回来，见小女孩骑在一棵冰糖果子的树杈上，像鸟一样地缩着脖子睡觉。又有一天，小女孩顺着果树爬上屋顶，靠着烟囱睡着了。

大妈妈决定带麦维蓝去伊犁河那边，她的娘家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向萨满寻求解决的办法。麦维蓝像一只要被送到屠宰场的羊一样满院子奔跑，最后爬到一棵高高的树杈上不肯下来。大妈妈只能独自去察布查尔，回来后一分钟也没有休息，就按萨满的吩咐在大门外挂上红布条，将喜利妈妈从上屋西北墙角的纸袋子里取出，那是一根九股线绒绳，上面系着小弓箭、小摇篮、小靴子、铜钱、红布条和被称作“比式”的羊骨头。大妈妈将此物从房子的西北角一直挂到东北角，最后，她偷偷往麦维蓝口袋里塞进一样东西，那上面沾附着萨满的符咒和神谕。

这些东西对麦维蓝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直到后来，她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希林身上，像一只到他腋下寻找温暖的猫一样缠上了他，一切才算恢复了正常。希林那时候刚从一所中专学校毕业，分配到文化馆下属的电影院放电影。每天晚上工作结束后，有着白杨树般挺拔身材的年轻人骑上自行车，外套敞开着，被风吹得鼓胀起来，如一只夜间飞行的大鸟，无声地滑过睡梦中的斯大林街，然后经过绿色拱顶的清真寺，拐进白杨树笔直的羊毛胡同。

胡同又深又长，两旁整齐的平房是五十年代苏联人留下的，曾经居住着一些援建中国的苏联专家，因此建造得十分讲究，有苏式建筑的尖屋顶，宽敞的门窗和漂亮的廊檐，还有修剪整齐的花园。苏联专家撤走后，后来居住的人按自己民族的习惯对花园进行了改造，维吾尔人把花园改造成果园，种上苹果树、杏树、石榴树、核桃树，让高大的浓荫覆盖了房前屋后。蒙古人和哈萨克人把花园改造成牲畜棚，养一头奶牛，或几只大尾巴绵羊。汉人和回族人则把花园改造成菜园子，种着爬藤的黄瓜、洋柿子、豆角和一些不爬藤的草莓辣椒。锡伯族人的院子是最杂乱的，就像希林家，葡萄架下摆放着吃饭的小木桌，果树空余的地方种着韭菜和芫荽，阳光充足的地方种洋柿子和辣椒，为了分清楚每一畦菜地的界限，在其间又种上各种各样的花，后院还搭了个鸡棚，有一年还养过一头阿尔巴尼亚羊挤奶给孪生姐妹喝。

麦妈戏称希林家的院子是一派新疆各族人民大团结的美好景象。整个胡同只有麦妈家保留着花园原来的样子，除了冰雪覆盖的冬季，其余三个季节花园中开放着各种花朵，有时候一样开谢了，另一样紧接着开放，从来没有中断过。麦妈还保留了客厅里那面高大的壁炉，每到冬天，麦妈就捎信给远在果子沟林场的麦场长，提醒他别忘了带回烧壁炉的松木劈柴。

很多次，希林在羊毛胡同的尽头打开大门，看见麦维蓝坐在院子里的矮板凳上等他，怀里抱着小枕头，眼睛像猫眼一样在黑暗中放光。他不得不把她背在背上，在星光疏漏的葡萄架下来来回回地走，直到她发出小动物熟睡的鼾声。

后来希林逐渐习惯了这种被毛茸茸的小动物所依赖的感觉。麦维蓝每天上学出门前都会把脚伸到他面前，让他帮着系鞋带。有时候是让他帮她梳头，拉上连衣裙后面的拉链，或者让他弯下腰替她吹眼睛里的沙子。再大一点的时候，希林意识到应该和她保持适当的距离，他尽量避免和她的身体接触，拒绝背她，不再允许她睡到自己的床上，即便是刮大风的黑夜也不可以。“没有谁家的姑娘老大了还和哥哥睡在一起。”希林说。

对希林的话麦维蓝不以为然，她依旧在让她感觉害怕的夜晚，抱着小枕头，赤脚穿过一个个房间，奔向呼啸动荡的黑暗世界中唯一的安全岛。希林无计可施，他不能像以前那样掀开被子容留她避难，而是赶羊一样把她赶回自己的房间。有几回希林半夜醒来，发现小东西蜷缩在身边，在那里发出细微均匀的呼吸，柔软的毛发蹭着他的脖子和嘴唇，他无法控制地深吸她散发出的香甜气息，然而很快又会像遇见灾难似的远远推开她。

小姑娘美丽的，没有危险的身体，差不多已经快有成年人那么高了，各部位却依旧不蔓不枝，仿佛幼嫩的小树林，充满了成长过程中各种青葱的标志，弄得他有些茫然和慌乱。

有几次，小姑娘在黑暗中醒来，她由衷感到惊讶地睁大眼睛，看着希林难过地躲避在床角，身体的姿势因紧张而僵硬地弓着，就像一张拉开的弓，箭在绷紧的弦上，他得努力控制才不至于伤害到她。如果小姑娘是在清晨红尾鸟的鸣叫声中醒来，她看见自己乱蓬蓬的头发铺满枕头，半边肩膀露在被子外面，少女肌肤上裸露的微光让她突然从蒙昧的状态中醒过来，内心升起了前所未有的女人的羞涩。她急忙把身体缩回到被子里，却在那里意外地触碰到希林异样的身体，仿佛有什么不明之物从他的身体上一夜之间长了出来，如他唇上一夜之间邪恶地生长出来的胡子。

他向上伸展的手臂，也暴露出腋下黑草一样油亮茂盛的腋毛，那里弥漫着雄性的气味。麦维蓝像猫一样伸长懒腰，一点一点移动过去，好奇地紧盯着希林，最后她发出咯咯的可爱的笑声，她用头发梢拂动假装熟睡的希林，试探地用嘴唇触碰他的胡子，然后干了坏事般快速地缩回身去。她全然不知希林要靠怎样惊人的忍耐力，才能困窘地努力控制住想要发抖的身体，她也无法体会，他腹中的重负是怎样地让他绝望，让他深深地挫败，甚至是羞愧。

他从此一心想要在工作中逃避，一本一本地阅读厚厚的俄语书，假装沉迷于枯燥艰苦的学习，之后他又随便找了个脸上有雀斑的女朋友，谈恋爱的过程无滋无味，时常无缘无故冷落对方，最终毫无道理地分手。

就在去木扎尔特放映电影的那个冬天，天气有史以来的恶劣，先是大风、暴雪、果子沟封山、公路封道，紧接着一股强大的西伯利亚寒流经过伊犁河谷，天山以北开始了大幅度的降温，冬牧场的牛羊大批被冻死，伊犁河像一条冻僵的大蟒蛇趴在了那里，天气冷得滴水成冰，门几乎被冻住无法打开。麦维蓝上厕所的一小会儿工夫，就把手冻成了鸡爪，系不上裤带。她提着裤子跑到希林面前请求帮忙。麦妈当时在场，又惊又怒，当下决定这个女儿也到了必须跟自己回家进行严加管教的年龄。

这时候麦维蓝跟麦维红不再那么相像，麦维蓝微胖，头发乌黑，皮肤闪亮，像小牲口一样浑身充满活力且双腿擅长弹跳，吃黄瓜的时候牙齿洁白，发出咔嚓咔嚓清脆的声音。麦维红刚好相反，略瘦，脸色苍白，表情僵硬，那是因为在换牙的过程中麦维红的牙齿变得狗牙一样参差不齐，她得十分小心地抿着嘴才不至于暴露。

“你这人真奇怪，看上去有气无力，一副快要死的样子。”麦维蓝说。

麦维红则对麦维蓝皱起眉头。

“不要把脚放在门槛上。”

“不要靠在壁炉旁。”

“不要发出那么大的声音。”

麦维红替麦妈担当了纠正麦维蓝的工作。麦维蓝每一次听到这样的劝告，都会像第一次听到一样，吃惊得鼻子都不会呼吸了。

有一天，麦维红对麦维蓝说：“我真奇怪我会和你是孪生姐妹。”

麦维蓝说：“其实也没那么奇怪，大妈妈家那只母羊生的两只小羊就是这样，一只是白的，另一只其实也是白的。”

一整个冬天麦维蓝都无所适从，困兽一样在自己的房间里走来走去。为了不让木地板发出声音，她不得不赤脚，学猫用柔软的脚掌着地行走。那种木地板也只在这种苏式的建筑物里才会有，木板又厚又陈旧，哪怕是一个微小的动作，也会让它发出带有回音的声响，仿佛那声音来自很深很黑的地底下，或者那里囚着一头远古而孤独难耐的野兽也未可知。

麦维蓝眼睛里开始有了不为人知的忧伤。那时候麦维蓝还没有来月经，但是麦维红已经在两年前就来了，她在麦维蓝面前极力表现出一个成熟女人的样子，把头发编成辫子盘在头顶，穿毛料的方格子长裙，弹琴的时候还要特意裹上麦妈深灰色的羊毛大披肩。因为是冬天，麦维红改成在壁炉前弹奏卡龙琴，壁炉里燃烧的松木劈柴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房间里无处不在地弥漫着一股松木死去的淡淡的味道。跳动的火光一闪一闪，映着麦维红的脸。

麦妈对这样的情景很是满意，有时候她会忘记时间，长久注视着麦维红，仿佛坐在那里弹奏的是她自己。麦妈在还很年轻的时候从上海来支边，邂逅了同样从遥远莫斯科来支援中国建设的年轻医生，友谊医院就是那时候建起来的。友谊医院旁边的绿洲广场，每天晚饭后成了苏联专家活动的场所，他们在那里拉手风琴，大声唱《红莓花儿开》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休息日的时候他们也喝伏特加，邀请路过的人一起跳交谊舞。

那时候中国人会跳交谊舞的几乎没有，挤进去凑热闹的是些大胆的维吾尔小伙子，他们天生酷爱跳舞，听见音乐就身不由己，哪管节拍和舞步是否协调，交谊舞的曲子，配上他们晃动脖子抖动肩膀的新疆舞蹈麦西来甫，那种滑稽的结合，引得围观的人大笑不止，一场舞会被搅得不伦不类。中方领导认为这是个极其严重的问题，严重到有可能影响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于是紧急派出医院的年轻姑娘学跳交谊舞，以便每个苏联专家都能有一个舞伴。

那时候麦妈在兵团农四师医院当护士，因为来自洋气的大上海，自然也在医院派出的人之中。她的舞伴是年轻医生，两个人除了一曲接一曲忘情地跳舞，还去军人俱乐部看电影，在杨树成排的深夜的斯大林街散步。后来风云突变，两国关系紧张，苏联专家们一夜之间撤走，友谊医院改成了反修医院。接下来的几年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各自在边境陈兵百万，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中苏漫长的边界，几乎成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世界上最危险的火药桶。

女知青在一片打倒苏修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中暗自伤心了将近十年才缓过神来。她遇到孪生姐妹的父亲的时候，他刚以一个排长的身份从部队转业，被任命为天西林业局下面一个林场的场长，并分得了一套苏联专家留下的房子。女知青正是因为这座苏联风格的房子和麦场长结婚的。在想象里，她是和那个莫斯科的年轻医生，按苏联的方式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无情的现实却是，她不得不忽略那个在她面前晃来晃去的麦场长，曾经的麦排长，是对苏战斗的英雄，著名的“塔斯提事件”发生时，正是这个排长带领中国边防部队迅速赶到并开火还击。当时在牧区放牧的支边女知青无端被苏军开枪打死，在附近巡逻的麦排长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拔枪还击，因此立功，也因此受到批评，提早转业。

教麦维红弹琴的是伊犁河边看苹果园的一个叫法拉比的老人。在女知青被思念和绝望苦苦煎熬的那些年的一个春天，苹果花开得铺天盖地，这个承受着爱情离别却又无处倾诉的女知青，独自跑到伊犁河边望着流向苏联的河水无限哀伤地坐了一下午，返回的时候，女知青路过一座苹果园，听见有人在繁花深处唱歌，歌声悲怆，像清亮的雪水冲下帕米尔高原，又像茫茫戈壁的烈日下孤独行走的人突破重压发出的呐喊。

女知青沿着苹果园的土围墙走了大半圈，找到一个用沙枣木阻挡的缺口，她小心地避开木头上长长的尖刺，钻了进去。接下来她在飘洒着冰凉花瓣的苹果园里跌跌撞撞地走了许久，时而迷路，时而驻足倾听，歌声始终清清楚楚地缠绕在大团的白色花朵间，似乎就在离她不到十米远的地方，她却怎么也找不到唱歌的人，她感觉到自己正被某种奇异的魔力所控制，忍不住想要放声痛哭一场，就在她想要找到缺口出去的时候，却一转身看见了一群衣衫灰暗的人，围坐在一棵树冠如云的苹果树下唱歌，他们用力地跺着地上的尘土和落花，歌声起伏，合声呼应。盘腿坐在中间弹奏卡龙琴的清瘦老人，正是民间家喻户晓的木卡姆歌手法拉比。他指下碎裂般的琴声苹果花一样纷飞、坠落。

法拉比老人当时年岁已经很大，有人说他七十多岁，有人说解放前他就已经七十多岁了。给麦维红教琴的时候法拉比老人看上去依旧是七十多岁的样子，面容清瘦，头戴黑色丝绒绣花小帽，旧靴子外面永远穿着一双黑色套鞋，进门的时候，他把套鞋脱在门边，显得极其礼貌。他来的时候也永远是乘坐马车而来，那是一辆铺着红毯子的马车，蓝色天鹅绒的顶棚边缘挂着黄色流苏，马笼头上悬着装饰物，但是没有铃铛。这样的马车那时候已经不多，因为不被允许在大街上出现，只能在小胡同里或城市的边缘行走，偶尔捎一两个搭车的人，马蹄哒哒，不慌不忙。

尽管麦维蓝和麦维红已经不再那么相像，法拉比老人还是不停地把她们混淆。他要求麦维蓝端正地坐在卡龙琴前，纠正她的指法、节拍、音阶和调式。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一个练习了很多年卡龙琴的演奏者，在每一首曲子的演奏中都错误百出、手忙脚乱。麦维蓝恨自己不是蜈蚣，有用不完的左手和右手。

“胡大诶，你一定是生病了。”老人有时候会怜悯地摇着他的头。

孪生姐妹又一次玩起了互换身份的游戏。这让她们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的亲密无间。她们为毫不费力地骗过老人而偷乐。一段时间以后，麦维蓝已经能和麦维红弹得一样好，甚至在某些难度较高的地方，比麦维红领悟得更准确。在夏天接近尾声，苹果快要成熟的时候，法拉比老人一刻也不能离开果园，他要赶走跳进围墙偷果子的调皮巴郎，要捡拾被风吹落的果子，用小刀把它们削皮，切成片，晾晒成苹果干。孪生姐妹于是商量，两个人轮流去果园弹琴。

第一天，麦维蓝弹奏了《纳瓦木卡姆》第三达斯坦的第一乐段，她把V级音2升高了四分之一音，结束的时候以7为结音。第二天麦维红也弹奏了同样的乐段，法拉比老人指出她弹奏得和昨天不一样。昨天的弹奏法是民间的、野性的，也是挥霍的，接近南疆刀郎木卡姆的味道，今天则是华丽的哈密宫廷木卡姆风格。孪生姐妹觉得，老人并非弄不清谁才是他真正的学生，他极有可能是故意混淆她们的。木卡姆面临失传的危险，老一辈知晓整套十二木卡姆音乐的人，除了法拉比老人自己，别的已相继凋零，每年春天，再没有人围坐在开花的苹果树下大声地弹琴唱歌。那些宝贵的传统音乐，正被流行音乐所取代，知道木卡姆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更不要说弹奏或唱。人们对木卡姆的遗忘让法拉比老人忧心忡忡，多一个人学唱，也是好的吧，更何况麦维蓝对木卡姆有着如此惊人的天赋。

等麦妈明白过来自己被一对孪生姐妹所愚弄的时候，这种游戏也就到了结束的时候，她看着她们那副无所谓的样子很是恼火，觉得如果不把这两个人分开，后果不堪设想，真不知道以后她们还会弄出什么离奇的事情来。也许谈恋爱的时候她们会假扮成对方轮流去约会也说不定。麦维红已经矫正了牙齿，麦维蓝发育之后反而瘦下来，两个人留起了一样长的头发，穿着一样的裙子，再次变得十分相像。

三年后的一个秋天，麦妈去木扎尔特送麦维蓝到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阿拉木图上学，这三年麦维蓝按麦妈的意愿在一所学校专门学习俄语。一整个学期，她都得待在学校里，虽然学校离家并不远，但麦妈不怎么允许她回家，更不允许孪生姐妹和希林有过多的来往。其实希林那时候已经调往木扎尔特海关当翻译，他除工作之外整天还要忙于各种各样的翻译，帮某个公司谈一批钢材的价格，给新开张的大酒店签一份旅游合同，有时候是帮浙江老板把服装批发给奇缺物品的乌克兰商人。那些年木扎尔特经常可以看见的一幅景象是，一个矮小瘦弱的中国人，费力地蹬着三轮车，车上坐着体形大于他三倍不止的穿着暴露的俄罗斯女人，她一半裸露在外的乳房足有篮球那么大。希林穿着海关服，即便是在大街上行走，也随时会被这样的陌生女人拉去当翻译，买化妆品，买糖果，买丝袜，买吊带衫，买红茶，一切可以买的东西他们都会毫不选择地买了带走。有时候大街几乎成了自由市场，堆满了山一样的货物，有人手里一边数着卢布，一边在五色杂陈的货物间奋力地挤来挤去。

唯一保持安静的是最初的木扎尔特存留下来的五座老房子，不知道为什么，人们竟然没有把它们拆掉。也许人们根本犯不着费那力气，四周多得是空地，曾经麦穗起伏的大片麦田也早已荒芜，再没有人会撅着屁股在烈日下的田间辛苦地劳作。他们随便圈一块地就可以大张旗鼓地盖房子，开店铺，然后一夜之间把身份从农民转换成商人。这一切发生在邓小平南行之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全国进行着。因为信息的畅通，木扎尔特在这一次的变革中也不曾落下步伐，当地政府努力地让这片荒寂的地方充满时代的气息，邮电局、卫生所、餐馆、酒店、车站、银行先后出现，最显眼的是海关，那座崭新的海关大楼就建在老房子的前面，每天，巨大的玻璃幕墙闪耀着蓝色冰块一样的火焰，投射在五座已经不再有人进出的老房子上。麦维蓝想起十四岁的那个夜晚，月光明晃晃地照着打麦场，五座老房子像是漂浮在水中，新麦草在闪闪发亮，空气中弥漫着麦子的香泽。

她不敢相信短短的几年木扎尔特就已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正是这一年，中哈两国政府同意口岸向第三国开放，木扎尔特因此具有了国际联运的地位。有着狗鼻子一样灵敏嗅觉的南方商人，在伊犁州政府卖力地招商引资下，以淘金者的冒险心态争相涌入，他们带来沿海浓重的商业气息和难懂的方言，把木扎尔特这个地图上无人问津的小圆点变成了集商贸、购物、旅游为一体的繁华城镇，每天大批货物在这里中转，国际邮件在这里进行交换，成千上万的人在海关进出，一切呈现出任何时代也无法企及的喧闹和繁荣。就算是在大汉或盛唐，这里也仅仅是商队的歇息地，过往的商人住在临时搭建的连绵的帐篷中，烧茶的炊烟一股一股升起，金色夕阳照着成堆的茶叶和布匹，然而第二天商队过后，除了一两家孤独的客栈和遍地的马粪骆驼粪留下来，一切重又恢复远古的荒寂。如果是在清朝，中俄两国不时发生战争，这里更多的是狼烟四起的景象，清政府在界河边立下的一块石头就是最好的说明，青灰色大石的一面刻着士兵们英勇杀敌的经历，另一面则刻着清朝历代皇帝多次对他们嘉奖的事迹。如今宽宽的界河不知道在什么年代就已干枯，除了尸体一样遍布的石头，整条河床干燥得简直能冒出烟来。听说两国政府正计划在这个地方合作铺设一条铁路，他们的宏伟计划是将木扎尔特这枚弹丸之地发展成连接欧亚大陆的枢纽。那时候，谁又能想象得出这里会是一副怎么样的景象呢？

遥远时空的再现，现在的日新月异，将来的不可预知，在麦维蓝的脑子里交替出现，她无法弄清一个地方几度兴起到衰败，是否每一次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时间这个词，在木扎尔特是三维立体的，它包含过去的重现、现在的穿插、未来的颠倒，也包括自己此时短暂的停顿。这一刻，亚细亚的群山正笼罩在金黄的阳光下，麦维蓝看着将要去的远方，无法明白自己是为了回到过去，还是为了去往未来。她觉得不论自己朝哪个方向走，都有可能是在世界的原地打转。

当麦妈看着麦维蓝跨过国界线，穿过一片尘土弥漫的空地，走向邻国长途汽车站的时候，她脑子里浮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那一年苏联人站在那里，手里捏着闪亮的手表朝这边使劲挥舞，许诺只要一过去，就可以领到一块手表。很多人涌到边境，徘徊、犹豫、叹息、流泪。最终有少数人迈出了脚步，他们脸上是赴死般悲壮的表情。当年那个被爱情燃烧的女知青也想跟着他们过去，她在国界线这边站了一个星期，最后哭着鼻子返回了伊宁。

这一次麦妈在边境停留了大半天，希林带她走遍了每一条街道，在俄罗斯人的商铺里麦妈买了许多小东西，城堡式样的牙签筒，镶着假珠宝的首饰盒，沉重的金属小圆镜，还有俄罗斯红肠、大马哈熏鱼。中午他们在一家维吾尔餐馆吃拉条子和烤肉的时候遇见了羊毛胡同马忠义的老婆，这个头戴纱巾的回族胖邻居在木扎尔特租了店铺，经营胡椒粉、咖喱粉、孜然粉等各种调料。麦妈和胖邻居热切地聊了一中午，请她喝了正宗的俄罗斯格瓦斯酒，最后麦妈听信了这个颇有商业头脑的胖邻居的建议，她们在饭后一起去看了那个计划中的火车站，并决定在火车站旁边买下一块地皮，将来盖起两层楼的店铺，光租金算一算就是一大笔可观的收入。

虽然眼下所谓的火车站还是一块荒地，遍布石头和苦豆草，其间只有几头驴在那里悲苦地啃着草皮子。但据胖邻居说，勘测人员已经来过好几次，她亲眼看见过他们画出的草图，图纸上火车站出口的方位正是驴经常打滚而草皮裸露的那个地方，旁边是一个现代化的广场，有花圃，还有喷泉和大理石柱，广场旁边就是计划中的商铺。可想而知，那些商铺的生意该有多好，买了那里的地皮就等于买了一只下金蛋的母鸡。

麦妈对胖邻居的话深信不疑，回到羊毛胡同之后立刻打